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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自《手术刀就是武器——白求恩大夫的故事》, 第四部 四十三.

他们从常峪出发，经过一片长长的平原，走向远方黄色的山峦。庄稼地里夏天没割尽的残梗已经枯黄了。上了冻的沙子路在马蹄下面发出清脆的响声。白求恩的年青活泼的勤务员邵一平跟在后面，他拣起路上的石片，向头顶上飞过的白鹁扔去，一面唱着流行的歌曲：　　巴巴眼，望望天……　　快活似神仙……　　我们都是神枪手……　　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……　　等他们走到平原的尽头，爬上头一座山的时候，天气就更冷，山路也更艰险了。从山头下来以后，他们又到了一抹平川。　　有五天工夫，他们继续往北走，一路上经过延绵不绝的高山和山谷。在山谷里，马蹄在耸立的峭壁中间发出得得的回声。在山腰上，他们下了马，挣扎着往上走，山风在他们周围号叫，吹干了他们脊背上的汗水。在山顶上，他们呼出的气立刻成了水气。在狭窄的小山沟里，有时只不过是山岩中很深的裂缝，亮晶晶的冰穗子挂在他们的头上，好像悬在半空中的凶器。　　到了第三天，他们碰上了大风雪。这时候整个平原都埋在一层厚厚的白雪底下，所有的山头都让浓云遮蔽了。雪积在白求恩的日本皮帽子上，堙没了山路，在流汗的牲口身上化成蒸气。为了取暖，他们下马步行，手里紧紧握着马的缰绳。自从他们离开常峪以后，温度已经降低了二十度。这是山西山区严冬的开始。　　在董以前曾当过县长的阜平，他们休息了一晚，在城里人家的热炕上取暖。第二天他们又上了路，一路上都在严寒和突如其来的风雪中挣扎前进。11月11日黄昏，他们在没吃东西也没休息一口气走了十个小时以后，终于到达了第一个救护站。这是三五九旅设在河淅村的后方卫生部。　　由于解放区的无线电通讯网很有效率，这儿的人在事前就知道他们要来了。在卫生部办公室里，他们受到了古部长和卫生主任方大夫的欢迎。方大夫是个高个子的年青人，脸长长的，有一副农民的结实身体。　　他们和这儿的人见面以后，脱下了潮湿的外衣，跺跺麻木了的脚，喝了没有加糖的热茶，随后白求恩就问，“病房在哪儿？”　　“正在准备饭，”方关切地说。“倘使你要在今天晚上去看的话，等吃完了饭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就陪你去看病房。”　　“我不但要在今天晚上去看——我现在就要去。吃饭还有多久？”　　“不会超过二十分钟，”方说。　　“要是那样，我提议我们现在就去，”白求恩一面说着，一面穿上大衣。　　方不安地望着古部长，随后又望着董。董一声不响地向白求恩那儿低着头，做了一个表示警告的眼色。方有点发慌地提议道：“但是你们刚走了一天山路，并且还是早上出发时吃的饭……”　　“是的，”古部长插嘴说。“最好还是先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会儿。”　　白求恩扣上了他大衣的扣子。“我们刚走了很远的路，但是伤员们也是一样啊。”　　他们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进外面的黑夜里。　　病房就在村边的一座小庙里。它和白求恩在更靠南的地方所见过的许多简陋的医院一样。在一间狭窄的病房里，有三十多个伤病员躺在沿着墙的一排炕上。他立刻从第一个炕开始，很迅速地一个接一个检查下去。检查快完的时候，他问了方一些问题，给了他助手一些指示，记下了哪些伤员需要动手术，并给其他的伤员换了药。在这一排炕快到头的地方，他在检查着一个腿伤的伤员，忽然间他挺直了身子。“这伤员是谁负责的？”　　方迟疑地走上前来。“是我。”　　白求恩转过身去，“立刻准备给他动手术……等完了以后我有话对你讲。”　　他检查完了其他的伤员，随后就满脸怒色地大步走到隔壁一间屋子里，在那儿这个年青的伤员已经躺在一张石头手术台上了。这就是手术室，四面挂着白布，房顶上也绷着白布，当中挂着一盏汽灯，嗡嗡地响着。手术台旁边是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套手术器械和消毒药品。白求恩很快地洗完了手，开始把伤员腿上的绷带解开，这时候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，游大夫站在他旁边。绷带上满是浓血，紧粘在血肉上。等到绷带解下以后，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臭味。　　白求恩转过身来，又冷冷地说了一遍：“这伤员是你负责的吗？”　　“是……”　　“你要受到处分的。他这条腿得切掉，这得由你负责任。你瞧瞧，这根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，像一只犬牙似的！你怎么会让他的伤恶化到这种地步？你当初为什么不上夹板？”　　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在白求恩的责难之下，方往后退了几步，就仿佛挨了一顿鞭子似的。这个当着他的同志们的面叱责他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白求恩，他自己曾热烈地期待着的全军所崇拜的人物。他的淳朴诚实的脸由于羞愧而抽动了起来。他想要开口，可是话刚到嗓子里就缩回去了。他带着求援的神情看了看古。　　古部长觉得很窘。“也许，”他以和解的口吻说，“这不是由于方同志的疏忽……”　　“不是？”白求恩带着冷峻的神气对他说。“如果这不算是疏忽，那么这是什么？伤员的腿到了这个地步，方大夫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吗？也许他能够给伤员换上一条腿吗？这不仅是疏忽——这是完全没有把伤员当回事。”　　“可是前方的医院总共只有十副夹板，现在都有人用着。方大夫当时没有夹板可以给这个伤员上。”　　“没有夹板！”白求恩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“这成为理由吗？难道说我们就得等着现成的夹板吗？我问你，古同志，我们的战士总有现成的武器吗？他们没有武器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不打仗呢！他们是说‘好了，我们别打了，等有了武器再说吧？’还是挺身上前，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呢？如果没有夹板，方大夫就应该想办法做几副夹板，哪怕他得亲自动手。一个真正的医生就应该这样做工作。我们在松岩口就是这样做工作的。我真不明白，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，还管自己叫做医生。”　　方低着头，古一声不响，其他的人——除了董以外——全都愣住了。董一直站在手术台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，现在仿佛就没有出过什么事情似的，他从那儿平静地说：“白大夫，伤员睡着了……”　　白求恩转身回到了手术台。他低着头对伤员露出骨头的、坏疽的大腿看了一会儿。随后忽然间，他开始解释起他要做的手术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不像刚才生气时那般粗涩了。为什么必须做截肢手术呢？他于是先把坏疽说明了一下，指出了骨头破碎而且突出的状况，详述了选择一个适当部位做截肢手术的重要性，一一指出了哪些肌肉、神经、血管、骨组织应该切开，简单地讲了一下动手术时以及动手术后止血的方法。　　屋子里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、董翻译时较高的声调以及头顶上汽灯的嗡嗡声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动起手术来。这时候，王和游在手术台两边各自站到了指定的地位，方、古、贾以及其他的护士也都轻松了下来。　　白求恩忽然停住了，举起手中的器械，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。“这，”他转过身对方说，“只是一把普通的锯子！这是锯木头的，不是锯人骨头的！难道你们指望我用它来作截肢手术吗？”　　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把锯子……”　　白求恩厌恶地把锯子扔到一边。“游大夫，我们必须拿出我们自己的器械来。等一等。那需要多久？不成，来不及了。我们的东西还没有下驮呢。没时间了。”他重新捡起那把锯子，这时候其他的人都在提心吊胆地看着。他用手把锯子弹了一下，嘴里咒骂着，匆匆忙忙地把它消过毒，然后回到了手术台。　　他咬紧了牙做着手术，胡须上面的嘴闭得紧紧的，只听见锯子在骨头上发出刺耳的声音。　　手术做完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。医生们和护士们一声不响地站在伤员周围。白求恩用绷带把露着肉的残腿裹好以后，又转过身对方大夫说：“我们花多少年的工夫工作，学习……为的是到时候我们能保全一条腿，一个生命……可是倘使我们没有好好地工作，学习，倘使我们做事疏忽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有人得牺牲一条腿，一个生命……告诉我，方大夫——你是那个医科大学毕业的？”　　方含糊地答了一句，低着头走出了手术室。　　屋子里又静寂了下来。游大夫一向是不轻易说话的，他现在和解地说：“弄到非截肢不可的地步实在是非常不幸的。可是目前我们的物质条件确实太困难……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夹板，也许……”　　“也许！没有足够的夹板！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足够的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呢？不行，说什么这都是不可原谅的。这种情况必须报告给聂将军。倘使一个战士扔掉他的枪，那不消说是要受到处分的。同样的，假使一个医生毫无理由地让一个战士丧失一条腿，那么他也一定要受处分。枪还可以补充，但是腿哩，那是我们没法补充的。”白求恩把手一挥，转过身子，表示这件事情到这儿为止了。他给伤员作了最后的检查，吩咐时刻要有一个护士守着他。洗完了手，他看了看手表，以一种仿佛是要接着去做一件未了的事情的神情对古说：“其他的伤员怎么办？”　　他看见古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气，就重复说：“其他的伤员。这儿没有别的病房吗？让我上这儿来的电报上明白说着——‘许多伤员待医。’这儿只有三十个。其他的在哪儿？”　　“是有其他的伤员，”古急忙地解释。“可是他们都在曲回寺。我们的医院分成两部分。这是后方的一部分——另外一部分在曲回寺，在更靠北接近前线的地方。重伤员都在那儿。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先检查这一部分，然后再陪你去曲回寺。我们想你刚走了很远的路，一定需要休息……而且从这儿到曲回寺，路是很难走的……”古支支吾吾地说，仿佛怕白求恩再发脾气似的。　　“那是好几个小时的路程，”他恳切地对董说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因此白求恩没听见他说什么。“你不能解释一下吗？我求你平平这位老人家的火气。他又行军又做手术搞得太疲劳了。倘使我们不负责任地把他拖来拖去，我们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。”　　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白求恩问。　　“同志，”董平缓地说。“医院的那一部分离这儿有许多里路。现在时间也太晚了，不便出发。再说，他们也得准备一下才能走。我们不妨利用等的时间休息一下。他们照顾你也为的是伤员。倘使我们现在出发，你怎能够有精神去给伤员动手术呢？”　　白求恩又看看表，想一想说：“好吧，时间太晚了，没办法。早上四点半能准备好吗？”他这句问话等于一个命令。他看着古，直到他点头同意。“就这样决定了。我们早上四点半一定出发。游大夫，我们要带着我们全套的手术器械。”　　“现在也许，”古怯生生地问道，“白求恩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肯赏光来吃我们准备好的饭吧？”　　外面一片漆黑，他们踏着雪走进了沉寂的村庄，身子往前弯着，顶着从街上吹过的山风。当白求恩走进卫生部办公室的时候，古把董拉住了。　　“他当真要我们早上四点半出发？果真那样，他只有两小时的睡眠啊。他是不是像别的外国人一样，喜欢说钟点？”　　“他认真极了，”董笑着回答。“他碰到伤员就像磁石碰到铁一样。”　　古抬头看着漆黑的天，在冷风中打了一个寒噤。“他自己一定也跟铁一样——到了白热的程度。”　　他们赶忙走进屋子，去吃那顿耽误了好久的晚饭。　　早上四点，白求恩就在病房，在病床旁微弱的菜油灯光下检查着肖，那个让他截断了腿的年青人。“好不好？”他用中国话问道。　　“好。”　　“痛不痛？”　　“不痛。”　　白求恩摸摸伤员的湿粘粘的额头，看着他那紧张的眼睛，憔悴的面目，紧闭着的嘴唇，以及一晚疼痛所留下的冷汗。“不对，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痛得厉害。但是你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。”这时候董悄悄地走进病房，到了他的身边，他于是用英文继续说道：“看到你情形好，我很高兴。在短时间内，痛苦是复原过程的一部分。我现在要到曲回寺去几天，但是他们会好好照应你的，我不久就回来看你。”他又对护士说；“你要像照应亲兄弟那样照应他……”　　四点二十五分，白求恩和董骑着马，在那改作医院的小庙外面一座胖佛像底下等着。过了几分钟，王、游、贾、其他的人员以及驮子就都来了。到了四点半，古急急忙忙地从村里赶到，他喘着气，皱着脸，很吃力地爬上了马，低声向董说：“可别叫我再过这样的一晚啦。我怕起晚了，从离开你以后，就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把灯放在表旁边，深怕误了钟点。怎么白大夫睡觉起床就像机器一样准呢？”　　等到天放亮，朝阳在白雪上闪耀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了。白求恩和董骑马走在前头，他把视线从路上移到他的伙伴的没有表情的脸上。“同志，”他说，“从我们出发到现在，你还没说过一句话。你是我的化身，你知道，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也只好一声不响了。”　　董掉过头看看后面离着他们有几百码的长长的队伍。他勒住了马，让它慢慢走着。“大夫，我心里在思索方大夫的问题。”　　白求恩急速地看了董一眼。他的伙伴的愉快的宽脸上的每一个表情，他都熟悉。从董脸上若无其事的神气，他看出了董一直在准备如何委婉地提出一件难于启齿的事情。他于是简慢地说：“那是白费时间。这个人不中用——他不是个医生。而且他还不能接受批评。”　　“是呀，问题就在这儿。也就是为了这个，他才叫我心里难过。”　　“什么问题？”　　“问题就是他并不是个医生，他——”　　“不，那不是我的意思，”白求恩插嘴说。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不是个好医生，没有正确的态度。”　　“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。”董温和地继续说。　　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白求恩有点不耐烦了。“他是河淅村后方医院的外科医生。可是任何刚毕业的医科学生都会比他把那个腿伤治得好些。”　　董点点头。他们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会儿以后，董漫不经心地又谈了起来，“可怜的方。倘使他过去上过大学，他一定会比现在懂得多些。他一辈子就没正式学过医。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，用心听，学到了一点医学知识。他的一点外科技术是从临床上得来的。”　　白求恩勒住了马，抓着另外那匹马的马衔，把董拉到他的旁边。“他怎么可能从来没学过医呢？董，从你那副装得若无其事的神气，我看得出你是在打主意让我上圈套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难道你想袒护他，让他不受处分吗？你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人的疏忽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吗？你肯原谅这样的事情吗？”　　“同志，”董柔和地说，“昨天晚上在你熟睡的时候，我和方谈了很久。他把他的悲惨的一生，从小到大都给我讲了。我一早上没话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。同志，我可以给你讲讲方大夫的身世吗？”　　白求恩放开了董的马，噘了噘嘴。在董说着的时候，他们两人骑着马慢慢地走着，离得很近，踏镫贴着踏镫。　　“方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。他家很穷。村里没有学校，因此他没有学习认字和写字的机会，还是个娃娃的时候，他就学着看水牛。整个童年，他一直在田野里放牛。他从来没看见过一本书。后来有一天，八路军的一个支队从村子里路过。他们在村里演戏，讲战争，讲国家大事。方就加入了八路军。他自己学念学写，有不懂的就去请教别人。他一开始当警卫员。等他能读能写了，他就当上了护士。然后当上了护士班长。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，用中文注音。有人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是他却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……一直等到他把它们全记住了。然后他就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，逐渐地由于经验而成了一个外科医生。我们来到河淅村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像学拉丁药名似的学英文单字了，以便更好地向你白求恩学习。”　　董说完了，把拉着缰绳的手往鞍头上一搭，仿佛刚说完了一件对于他已经失掉兴趣的轶事似的。　　白求恩惊奇地望着他。这事可能吗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，一个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边吹来的空气，就让一个在前方作战、在后方教育人民的军队给带走了。他完全靠着苦学，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外科医生，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，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。因此在抗战中，方这个本来一字不识的人变成了方大夫，一个掌握生命和学问的人。　　白求恩在心里咒骂自己。他为什么就不知道呢？在方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还猜不到呢？而且这儿有多少像方一样的人！肖，那个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击队员。平山的女县长，她摆脱了上千年的奴役来领导一个县政府。松岩口的那个护士，他克服了比死亡还可怕的恐惧来输血。多少年青的学生忍着饥饿从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进抗大，一路上偷越敌人的防线，在经过的村子里传播他们从书本上吸收来的智慧。他身边的董，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曾荣任县长的人，但他却愉快地陪他来到荒野的地方。无数村里的男男女女，在敌人的进迫下烧毁了自己的房舍，背着少数几个包袱撤退，加入游击队，然后手里拿着枪回到家乡。他们正在从黑暗中奋起，这些一声不响的、百折不挠的、像方一样的五亿人民。他们为一股伟大的热情，一种与方一样强烈地要求学习、要求生活、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所激励。而他——白求恩想——却竟然羞辱了这些人中间的一个！几个星期以前，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国格言写进了他的日记：“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！”他也曾努力把这句格言的意义贯穿到他在松岩口的讲演里。他以为自己懂得了这句话。但是学无止境！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了解，需要学习，需要传授，需要亲身体验……　　他的沉思给董打断了，董忽然在他前面停住，回过头来喊道：“下面的山谷就是曲回寺了。”　　他们已经走出山沟，走上了一条长坡，坡底下是一片闪烁发光的平原。平原中央白茫茫的雪地上有一堆深褐色的房屋，前方医院就设在这里。他们下了马，伸伸腿，活动一下筋骨，一面等候后面的人。　　白求恩一面注视着下面的村子，一面说：“我很高兴，你把方的情况告诉了我。”董瞟他一眼之后，他又接着说：“你知道，在西方，在许多关于中国的书里，都特别提到中国人认为要保持荣誉就不能‘丢面子’。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吗？我在解放区里并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现象。”　　董笑着说：“有些人还是非常怕丢面子的。但是在中国许多事情都变了。你亲眼看到，在八路军以及在边区的各种组织里，我们教大家做自我批评。只有地主和有钱的人注重‘面子’。在战斗当中，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这种事。”他调皮地加上了一句：“当然，各处都知道，白大夫是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丢面子的机会的。”　　白求恩大笑起来，他伸出胳臂抱住了董。“等我们回到河淅村以后，同志，我要去找方，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‘丢尽我的面子。’”　　第二天，他们沿着不久以前才被他们的马蹄践踏过的山路回来，傍晚光景回到了河淅村。白求恩领着董飞驰着进了村子，远在其他的人前面。他带着董一直奔向方寄宿的那个老百姓家里。　　方在暮色苍茫中躺在炕上。“好不好，”他一面招呼他们，一面一骨碌地爬起来点了一盏油灯。　　白求恩挨着董在炕上坐了下去。“方同志，”他开门见山地说。“昨天董把你怎样学成了一个外科医生的经过给我讲了一点。”　　方急速地看了白求恩和董一眼，随即又低下了头。　　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对不对——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？”白求恩平静地接着说。“现在我知道了一点你的遭遇，我愿意给你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。你知道，当初我开始行医的时候，年纪比你大得多。而且做了医生以后，我又害了两种难治的大病。”　　方好奇地抬起头来。他本来以为白求恩是来着手正式检查他的工作的。但是白求恩这番话却又不像有那种意思。　　“我刚开始做外科医生的时候，忽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。那是——嗯，十二年前，那时候，关于治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有许多还是新发明的，或是大家所不知道的。看样子我的病是没有办法了。我把自己埋在一所疗养院里，以为必死无疑了。可是结果我居然想办法让自己治好了。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做一个胸外科医生……多年来我只靠一叶肺活着，可是我学习，我钻研，我在本国一位世界知名的医学大师的指导下工作。最后，我终于战胜了这个大病，并且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。”　　白求恩停了下来，点起一支烟。有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讲话，方静静地坐着，随后就抬起头来看着白求恩。他看见白求恩脸上现出一个谜样的笑容，使他自己也不由得神经质地跟着笑了起来。最后他支支吾吾地问道：“你的第二个疾病是什么？”　　“我的第二个……‘疾病’……哦，这可不那么简单了。这个病我不是从任何人身上沾染来的——而是从所有的事情上沾染来的。我从小到大，一直到当了医生以后，时时刻刻都在沾染着这个病。它比肺结核要厉害得多。它就是——我的脾气。这可和治传染病不一样。我不能用药来去掉它。而且我行医时所看见的许多事情反倒使它加重了……正像我一度向肺结核屈服一样，我有一度也曾经向我的脾气屈服。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不再屈服了。这是在我明白了肺结核不仅仅是一种人体的疾病，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罪恶以后——这是我在我国看到了少数人很富，而大多数人很穷以后；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，那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斗争。我看见人们为了争取生存而牺牲了生命。现在我在中国已住了九个月了……我已经明白怎样才能把我这第二个大病治好……可是有时候它还是发作，我还得和它斗争才能把它控制。现在它不常犯了，可是那天晚上又犯了。你明白吗，同志？”　　“我明白，”方柔和地回答。　　白求恩轻快地跳了起来。“好吧，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出发，上床睡觉以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，你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，并且一定会碰许多钉子，同志。要是我不坦白地警告你，我就是在欺骗你了。你必须补上所有你从前没学过的东西。你必须钻研，学习——正如同我们的战斗员得学习怎样和敌人作战一样。我要请古大夫在不久的将来把你派到我们医疗队里工作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工作。我一定帮助你学习。我们用得着另外一个医生。而且这样也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充实你的经验。”　　“那我太高兴了，”方说。他站了起来，把白求恩和董送到门口，张开嘴要接着说，想想还是不说的好，最后还是脱口而出：“白求恩大夫……关于姓肖的战士那件事，我认识到我是得负责任的。这些年来，每一件事情，我都得一个人学……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读和写，也才不过几年的事。倘若我有一天能跟着你，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……我有一个儿子……也许等他长大了，农村的孩子们就能够有上学的机会了。我一定尽力使他得到我自己以前所没有的念书的机会。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，来补偿我这一生的缺憾……”　　“把你自己训练成一个好外科医生吧，同志——这样会给他一个最好的榜样。”　　在方的严肃的脸上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我要教他学习一个更好的榜样，”他说，“我们的白求恩的榜样。”